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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《儿童时代》换《新华日报》听前辈讲红色出版和收藏往事

发布日期:2021-10-13 17:2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上海有中共一大、二大纪念馆等革命遗址,更曾有一批追求进步的文化人,从事着革命文献的撰写、出版、收集等工作,收购、收藏了许多红色出版物,为保存、传播和研究我党革命历史,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史料。我曾与几位文化老人交往,听他们讲述当年上海的红色出版及对此搜集的往事,听得津津有味。虽然这些老人已先后作古,但生动故事却可载入史册,熠熠生辉。

  在上海旧书业中,早期有两位与我交往较多的老人。一位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玉堂先生,他长期研究近现代名人的笔名和别名,出版了《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》《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》等。当时,陈老家住在西藏南路原东台路古玩市场一隅,我每次逛完古玩街,就去陈老府上小坐,还把刚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书献宝一样,拿给他过目,真是“关公面前舞大刀”。他往往扫一眼,笑一笑。我明白了,几本破书是不入陈老法眼的,什么样的珍籍椠本他没见过啊!

  陈老是开旧书店出身,后来公私合营进了上海古旧书店(上海图书公司前身),专职收购各类旧书。他走南闯北,边远省份,穷乡僻壤,都留下过他寻书的足迹。有一次,他去重庆出差收购图书,见不少市民带着各种旧书和旧报刊来换钱。可是,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陈老面前,说他不是来卖旧书的,而是来捐赠或交换图书的。此人手上拿的是一张难得一见的旧报纸,陈老定睛细看,是一份《新华日报》,出版时间为1941年1月18日。此前一天,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,第二天即18日,周恩来的题词: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,同室操戈,相煎何急!?”刊登在我党主办的这份报纸上。出报当天,闻讯后出动大批特务, 到各书报摊上强行收去这份《新华日报》,看到群众手中拿着这份报纸,就蛮横无理地一把夺去,谁稍有反抗,就会遭到殴打。所以,这张报纸流入社会很少,显得非常珍贵。捧着此报,陈老对来人说:我们不便接受捐赠,如要换书倒是可以的,请问你喜欢什么书。出乎陈老意料的是,这位读者说,只要换几本儿童的书刊就可以了。听后,陈老连说好好,尽快就办。第二天,陈老就找了八本《儿童时代》和六本《连环画报》,一起交到读者手上。以刊易报,他把一份珍贵的《新华日报》收下,当晚以双挂号火速寄往上海。为此,《人民日报》还登过《可贵的有心人》一文,称赞这一事迹。

  1959年的一天,陈玉堂由苏北返沪途经无锡,在当地一家古旧书店的仓库内,看到一堆泛黄的旧杂志,起先以为只是一般的旧刊,就拿起随便翻翻。这一翻,让陈玉堂惊喜不已。因为他看到署名“润之”的文章,想起曾经做过卡片,知道用过的几个字号中,有这个名字。经考证,得知1920年在上海,曾与傅熊湘、彭璜组织过“平民通讯社”,并出版《天问》周刊。此刊十六开铅印,右上角印“天问”两字,有意引用战国屈原的《楚辞》句(意为对“天”的质问)。傅熊湘早年参加南社,后任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,卒于芜湖。彭璜于1921年参加,新民学会会员,亦湖南人。陈玉堂赶紧将这些刊物悉数收进,一点正好是全套二十四号共二十三本,其中四、五两号为合刊,由天问周刊社编辑,地点是“上海霞飞路277E”。最后一期上写着一则启事:“本报编辑同人先后因事回湘,自下周起暂停一月。”这全套《天问》杂志极其珍贵,属国家一级革命文物,现藏于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。这一重要发现,使陈玉堂在业内外声誉鹊起。

  丁景唐是著名学者,也是著名出版家,以研究瞿秋白及“左联”五烈士为主。在他生前,我是他在永嘉路慎成里家中的常客。他年轻时还是一个诗人,出版过诗集《星底梦》。有一次,他对我说:“知道谢旦如这个人吗?”见我一脸茫然,他接着说:“是个诗人,湖畔诗社的成员,曾有诗集《苜蓿花》出版,后来开过西门书店。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首任副馆长(主持工作,馆长空缺)。可惜58岁英年早逝,文化局领导方行主持追悼会,我作为出版局副局长在会上致悼词,对这位好友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。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了,其实不该忘记他的。”

  我孤陋寡闻,那时真的不知谢旦如其人。后来听丁老讲多了,就渐渐对他的事迹有所了解,敬佩他一生从事进步文化事业,开设书店,出版进步书刊,更为重要的是,保护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文献。他出生在上海的富商家庭,却无纨绔子弟的恶习。父亲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经理,他1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,早早到钱庄做了个学徒。受五四精神影响,读了新文化书刊,先后就读惠灵英文学校、东南高等师专、南方大学、国民大学等,与应修人等创办“上海通信图书馆”,任执行委员之一,恽代英任监察委员。他还担任《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》的编辑,推荐进步书刊,传播新文化新思想。1929年,在南市紫霞路68号(历史保护建筑董家渡天主堂旁,楼上楼下三进三出,这里原是他父亲的藏书楼),他与友人周全平、徐耘阡、孟通如合办西门书店,还有附设的上海书报邮售社和书店楼上的西门咖啡座等。

  1931年5月,在严酷的下,冯雪峰送刚印出的《前哨》第一期到茅盾家,和正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初次见面。当时,瞿秋白需要一个既安全可靠又能较长时间居住的处所。冯雪峰马上找了谢旦如,向谢说明了这一情况,谢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,在自己的住处内,理出一间较为隐蔽的住房,请瞿秋白、杨之华夫妇居住。为了安全起见,谢还在报上登出一则余屋招租的广告。而后,瞿秋白化名林复,称自己刚从乡下来上海需要租房,就住进了谢家南市紫霞路68号。为了确保瞿秋白夫妇的绝对安全和安静,谢旦如谢绝了一些文朋诗友的上门聊天,把楼房关严。即使对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也守口如瓶,不吐露半点风声。

  他就这样,冒着生命危险,以这个西门书店为掩护,让瞿秋白夫妇在此避难,安全地住了近两年时间。在这里,瞿秋白与鲁迅会面,从而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。在这里,瞿秋白领导了“左联”的工作。也在这里,瞿秋白广泛阅读和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文学作品,撰写了许多光辉的战斗篇章,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遗产。这些,都与谢旦如对瞿秋白同志的有力保护是分不开的。这里,也为人应修人、冯雪峰、楼适夷等人往来提供联系工作的方便。这个西门书店,其实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。后来他又以霞社名义,根据他保存的瞿秋白、方志敏烈士的遗稿,出版了《乱弹及其他》。不久,又用同一名义,将方志敏的手稿《清贫》《可爱的中国》合在一起,以《方志敏自传》一书印行出版,以这种方式预防珍贵文献遭意外或被淹没的危险。上海解放后,他通过冯雪峰,把经过万般艰辛收藏保管下来的瞿秋白、方志敏烈士的遗稿,还有胡也频烈士等人的手稿及革命书刊、文献资料等三十余件,全部交给党中央机关及上海鲁迅纪念馆。丁老回忆说,他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出版局工作时,曾倡议影印革命文献资料,得到过谢旦如的热心帮助,将其珍藏的海内孤本《前哨》《文学导报》等无偿提供给出版社作为影印母本。其风格之高尚,精神之可嘉,当是后人学习的楷模。

  我知道,许觉民先生(笔名洁泯)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,曾任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、《文学评论》主编。有一次,他与袁鹰来上海走亲访友,我得以叨陪,才知道他们都是老上海,并且,许老很早就从事进步书店工作了。

  抗战胜利后,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并没有一丝的放松。刚刚在上海重庆南路复业的生活书店,依然举步维艰。在党的指示下,生活书店转为隐性经营,即成立多家不打“生活书店”招牌的小书店,灵活经营进步书刊。生活书店经周密安排,与192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韩近庸合办一家书店,就开在韩家南京路繁华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,名叫华夏书店,党组织还派许觉民任该店副经理,协助经理韩近庸工作。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革命书刊,用各种名义如“拂晓社”“丘引社”“燕赵社”等,出版了《新人生观》《整风文件》《北行漫记》等图书。这些书稿主要是生活书店总编辑胡绳通过党组织从解放区带出来的。

  这家经营进步读物的华夏书店,从没太平过。开业第一天,门口就来了几个警察特务,进店东翻翻西查查,开口就要找经理谈话,实在找不出差错,只得悻悻而去。过几天,书店重印了《民主》周报,门上张贴出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,又引起敌人的注意,门前不三不四的便衣多了起来,还对前来阅读和买书的读者进行盯梢跟踪。除时政类进步读物外,华夏书店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,如沙汀小说集《播种者》,艾芜中篇小说《我的旅伴》等。而出版茅盾的小说《腐蚀》,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在查禁没收的书目中,就列有茅盾的这部小说。印刷出版费都已先期投入,书却无法发行,遭此打击,书店的经济更陷于困境。无奈之下,只得商请香港生活书店,把余书一千多册运往香港发售。可在码头准备装运时,遭宪兵搜查,《腐蚀》及其他一些进步图书,全部被没收。敌人还扬言,其中必有“共党”,把这批书的代办人扣了下来,还要追查托运者的根底,找出“潜伏的人”。面对险象环生的经营环境,书店果断决定,一方面把所存进步书籍全部在店内清理收藏起来,以防不测。另一方面,商请熟人出面,与敌人周旋,最终妥善解决了此事。

  许老先生与我说起往事本港台香港直播开奖,神态是那么平静,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旧事。其实,处处小心提防,是他那些年工作的状态。他工作的华夏书店作为党的进步出版阵地,他的责任之重,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可他不怎么多谈自己。他接着说:“华夏书店的经理韩近庸是老党员,革命意志坚强至极,真是不容易啊!”韩近庸是我党追求革命的文化人,热情爱国,为人耿直,遇事不怕险,敢担当。一次,成都路上来了警察,突然从后门搜查书店,查抄了一些他们认为的。韩先生愤愤不平,立刻关闭店门,并在门上贴出告示:“本店昨遭警察非法搜查,没收书刊,经济亏损,职工生活遇到困难。国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何在?本店被迫停业,希广大读者谅解!”以此抗议,立即被警察局传讯,还被拘捕一段时间。此后,书店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,黑名单上已有韩近庸的名字。有好几次,韩家后门的成都路上警车呼啸,韩先生赶紧奔上三楼露台,跨入邻居的露台,找个角落躲避。警察找不到人,对韩妻一顿谩骂,韩妻谎称韩已去香港经商。还有一次,已经应付过去了,敌人又杀了个回马枪,折腾了一夜仍无果而返。到了黎明,韩妻才敢把韩先生叫下楼。他赶紧到许觉民家通报情况,许也觉得事情严重,必须先躲一躲。就安排韩先生到他的无锡老家乡下暂住几天,然后给他买机票,到香港的生活书店避难。

  华夏书店关闭后,员工被安排到生活书店其他几个外围机构暂渡难关,一些进步书刊也打包运往香港销售。由于形势更加险恶,此地不宜多留进步书籍。如一本《四八烈士纪念文集》(纪念秦邦宪、叶挺、王若飞等飞机遇难事),是群众杂志社委托韩代为发售的,他小心保管,却在运输途中被敌人发现,幸好人员没有伤亡,只是损失了一些书。

  上海解放后,华夏书店也公私合营了,最终并入新华书店系统。韩先生前往北京,在新华书店北京总发行所工作。可惜的是,他在“文革”中含冤而死。许觉民边说边感叹:“韩近庸名不见经传,却是党在上海出版战线上的一名坚强战士。我们永远怀念他!”